曹禺作品的中國生活反照

曹禺在大學時唸西洋文學，曾閱讀很多外國的劇本，從中更學習到西方劇本的寫作方法。正因如此，他一直都被批評為採用多套外國劇作的構思或劇情。曹禺為此特別在他的《雷雨》的序文中作出否認和解釋他的作品和其他劇作之間含蓄的連繫。

他承認他是從西方劇作家如埃斯庫羅斯、歐里庇德斯、易卜生、莎士比亞、歐尼爾、契訶夫等的作品中獲益良多；不過，他卻表示「儘管我用了力量來思索，我追憶不出哪一點是在故意模擬誰。」他不認為可以把自己的劇作與其他劇作家的相提並論。

話劇在曹禺的年代並沒有穩紮的背景支持著，仍是一項未夠成熟的藝術形式，而曹禺在大學唸的是西洋文學，因此若他說的劇本受著似乎已經成為中國新藝術形式典範的西方戲劇的影響也是不足為奇的。還有，受著舊劇本的影響或從中獲得靈感而創作新故事並不是一件罕見之事，莎士比亞的作品正是最佳的例證。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曹禺是否曾經受這些西方劇本的影響，而是他怎樣從它們之上獲取靈感或改編成新的劇本，並且要反映處於文化重新被評價的混亂年代中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模式，以及像鏡子般映照我們的人的靈魂。

話劇在曹禺的年代並沒有穩紮的背景支持著，仍是一項未夠成熟的藝術形式，而曹禺在大學唸的是西洋文學，因此若他說的劇本受著似乎已經成為中國新藝術形式典範的西方戲劇的影響也是不足為奇的。還有，受著舊劇本的影響或從中獲得靈感而創作新故事並不是一件罕見之事，莎士比亞的作品正是最佳的例證。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曹禺是否曾經受這些西方劇本的影響，而是他怎樣從它們之上獲取靈感或改編成新的劇本，並且要反映處於文化重新被評價的混亂年代中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模式，以及像鏡子般映照我們的人的靈魂。話劇在曹禺的年代並沒有穩紮的背景支持著，仍是一項未夠成熟的藝術形式，而曹禺在大學唸的是西洋文學，因此若他說的劇本受著似乎已經成為中國新藝術形式典範的西方戲劇的影響也是不足為奇的。還有，受著舊劇本的影響或從中獲得靈感而創作新故事並不是一件罕見之事，莎士比亞的作品正是最佳的例證。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曹禺是否曾經受這些西方劇本的影響，而是他怎樣從它們之上獲取靈感或改編成新的劇本，並且要反映處於文化重新被評價的混亂年代中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模式，以及像鏡子般映照我們的人的靈魂。話劇在曹禺的年代並沒有穩紮的背景支持著，仍是一項未夠成熟的藝術形式，而曹禺在大學唸的是西洋文學，因此若他說的劇本受著似乎已經成為中國新藝術形式典範的西方戲劇的影響也是不足為奇的。還有，受著舊劇本的影響或從中獲得靈感而創作新故事並不是一件罕見之事，莎士比亞的作品正是最佳的例證。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曹禺是否曾經受這些西方劇本的影響，而是他怎樣從它們之上獲取靈感或改編成新的劇本，並且要反映處於文化重新被評價的混亂年代中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模式，以及像鏡子般映照我們的人的靈魂。

「他不但是用中國人的眼睛來觀眾反映生活，而且是寫給中國觀眾看的，並且也適應中國觀眾的需要和愛好去創作。」

「儘管他借鑒了《群鬼》的某些結構方法，但是，無論在選擇和安排情節上，都更多地考慮了中國觀眾的興味，更多汲取了中國民族戲劇的編劇方法。」

中國的現實

曹禺的作品所反映的不是俄國或美國的生活，而是中國的現實。因此，繁漪和周萍亂倫與《榆樹下的慾望》的Abbie並不一樣；愫芳離開曾家也與《玩偶之家》的娜拉出走截然不同。這兩位女性是屬於中國的「產物」。

一個國家的風俗和儀式可以從人們的慶祝活動一窺全豹。在《北京人》故事發生之始，曾家正在慶祝中國人的大節之一 —— 中秋節。老女傭要為老主人送上賀節禮物、曾家要邀請客人與他們歡度佳節、子孫輩要在長輩跟前跪下和叩頭，而債主亦會在這個時候臨門催還貸款。把以上眾多行動加起來，曹禺就令整台戲變得很中國化，因為這些風俗習慣都是中國人會做的。

劇中曾皓老太爺對自己的棺材極度關心是一種中國文化的體現，與西方傳統文化並不相同。封建思想的中國人相信棺材上愈髹上愈多層的油不單會令它看起來更加名貴，同時也能夠防止屍體在泥土中腐蝕。曹禺通過曾皓不斷要在自己的棺材上髹油，不單批判了中國封建社會儀式的繁複性，更加揭露曾皓的自私，因為他關心自己死後的房子比活生生活著的人的生活更甚。我們可以把這個棺材的象徵意義與《櫻桃園》看為相同的作用。不過，櫻桃園是俄國的，而棺材是中國的。

曾文清的生活方式是一面反映中國舊式儒家文人思想行為的鏡子。曹禺在介紹文清出場時就有著這樣的評語﹕「(他的)半生都在空洞的悠忽中度過。」他簡直就是像俄國文學中的多餘的人。從曾家祖先稱自己的書齋為「養心齋」可反映出他們認為文人的生活應該是心靈清淨，與世無爭的。他們視這些嗜好為有文化、優雅的，只有文人雅士才配得上擁有這種生活。文清並沒有任何實際的謀生技能，因此他永遠不能在他的家以外的地方生存，因為那不是他的世界。對他來說，外邊的世界實在太多「風浪」了。曹禺通過文清這個角色把中國文人的輪廓活靈活現地繪畫出來。一方面，曾皓代表一個優越、高貴的階層，因為他們受過教育，不像杜家的人被視作不文明，或袁任敢般粗野。然而，另一方面，他們只是社會上一堆不設實際、不事生產的「垃圾」。當文清感到沮喪或曾霆受罰的時候，他們竟然依然在吟詩。詩在這兒起了三種作用﹕首先，它顯示了這班所謂文人的生活的限制；第二，詩能夠令到這個劇本地道化和中國化；第三，這兩首詩能夠進一步將這個環境的孤寂無援和荒涼冷酷的氣氛，以及人物角色的情緒作出推進，從而令人預感到舊制度衰落的來臨。

劇中的設置、道具和音樂都是充滿中國色彩的，在當年中國任何家庭都可以找到其中一些擺置。文清養白鴿、放風箏、繪水墨畫都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習慣。背景音樂由「一片冷冷的鴿哨響」和「磨刀剪的人吹起爛舊的喇叭『唔?唔?』地吼叫」所組成。曹禺沒有用上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聽得到的俗套音響效果，而是選擇了非常獨特的北京生活的聲音。這些充滿國粹韻味的佈置、道具和音樂幫助曹禺建構起一個中國氛圍的戲劇，以反照中國人的靈魂和社會。

當我們走到曹禺劇作的城市生活，正如在《日出》中所展示的，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另一類文化，這種文化特別在殖民地城市內產生。人們在這些社會中沒有多餘的時間去飼養白鴿或練習書法，他們所關心的是社交禮儀和建立人際關係。李石清既不是經濟充裕之輩，也不是悠閒一族，不過，他卻寧願鼓勵妻子去與那些他根本就看不起、但卻富有的人家搓麻雀，從而去與他們建立起親密的關係，目的是希望他能夠從中獲得利益。麻雀耍樂、在酒店大禮堂內跳舞和喝洋酒都是當時中產階級一般的習慣。

在那個時候，時裝的類型屬於混合文化，從陳白露的衣著打扮中，我們可以看到新社會的女性已經穿著西式晚裝，與中國傳統的旗袍完全不同。不過，陳白露同時亦會穿著旗袍，這很明顯地描繪出中國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穿衣文化－－中西混合。

有些人會因此而引伸到一套崇拜洋人和洋物的文化，「外國的月亮特別圓」這種情況在天津和上海等大城市尤其嚴重，因為這些城市特別多外國人。其中張喬治便是反映這群人醜陋的行為的一面鏡子。沒有人知道張喬治的中文名字，因為他只用英文名。每當他說話時，一定加上英文或法文的字句，裝成好像是一名英國紳士一樣。他曾經在外國留學，取得學位。所以他告訴人家他「簡直不習慣說中國話，說外國話總覺得稍稍地方便一些」，亦輕視自己的國家，宣稱「連禽獸在中國都這樣感受著痛苦，又何況乎人﹗」他已經當自己為英國或法國人。當中國被列強戰敗之後，人們開始出現一種崇洋的行為，認為外國任何東西都比自己國家的為強。

無論是在處理傳統家庭或大城市，曹禺都很強調文化和風俗的層面，讓我們從中能夠理解到當時的中國人的心態；同時曹禺以鏡子反照中國人心靈的寫作手法，令到我們在看中國舞台劇時能夠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我們所看的，雖然在結構上是源於西方的話劇，但其人物、故事和內涵卻是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