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1910 – 1996)是中國現代戲劇大家，他的研究者田本相教授認為《雷雨》 (1934)、《日出》(1936)、《原野》(1937)、《北京人》(1940)四個戲，甚至可以列為「中國現代文學乃至世界戲劇經典作品」。所以，曹禺最重要的作品在他三十歲之前就完成了。

曹禺創作成就在時間上如此集中，是很值得探討的文化現象。為甚?一個年青時創作力如此旺盛的作家，在三十歲以後大半個世紀，經歷戰爭、和平、革命、浩?，滾滾長江，逝水漫漫，他只能懷著再攀創作高峰的欲望與嘗試，悠悠一生？

也許是因為他生命最後三十年，身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衝擊，摯愛的妻子方瑞又不堪折磨於1973年病逝，曹禺心力幾乎耗盡了。「四面是烏黑的海，黑浪滾蕩著，時而漂浮起幾個沒有眼睛、沒有面目的人頭，發出聲聲慘叫……」《曹禺自述》記下的這象徵夢片，仍然糾纏他後期的生命，像《原野》第三幕仇虎的虛妄；也許他甚至有罪愧感，「後侮不該寫戲，害了讀者，害了觀眾」。理想主義幻滅之後，日子的虛妄無力，是深淵，是斷流的河，是干涸的湖。

那?，在他生命中間的二十多年呢？由三十歲到五十多歲，正正是人生的成年期，既有創作積累，又有社會綱絡，時代巨變，曹禺的創作熱誠很大，然而，這時期他的作品並不能超越初出道時的自己。有人會從意識型態角度看，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造成的。不過，我認為或許我們可以從法國批評家丹納(Taine，1828 – 1893) 關於文藝作品受文化傳統、時代氛圍、生命經驗(Race, milieu, moment)三者影響的文化史哲學角度看：也許曹禺作為戲劇人，就正如巴金 (1904 – 2005)作為小說人，他們的創作生命主要是屬於中國由舊到新的那個時代。於是巴金三十年代寫了「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曹禺完成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當生命感性與時代狀態結合，創作能量是無可估計的。

曹禺開始寫作時，雖然很年青，但由1910年到1930年，他體驗了二十年在不事生產舊買辦家庭的生活，生命裹強烈地要寫中國由舊到新的種種人，以悲憫之心呈現滯悶空間中憂鬱的一群，以客觀眼睛看這空間如何使人心靈受損，於是發生種種亂倫、胡鬧、沈淪、殘忍、謀殺、自殺、荒唐、愚昧的事件。所以他最初幾年的創作，在生命經驗上是駕輕就熟的，反而，1949年中共建國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與體會，需要時間，可惜建國後種種運動、鬥爭接?而來，短短十多年後就遇上「文革」了。

戲劇研究人王曉華曾以「壓抑與憧憬」形容曹禺前期作品的深層結構。從戲劇主要人物的行動塑造來看，《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幾個作品，都著重寫他們與身處空間 (物理、倫理、心理)的關係：

《雷雨》：
周萍要離開，繁�聾ㄠ中@切要他留下來，四鳳希望他帶她走；

《日出》：
方達生到來希望陳白露離開沈淪的空間跟他走，陳白露也決心離開，但沒有跟他走，她自殺了；

《原野》：
仇虎回來復仇，之後他帶金子離開，長長的第三幕，寫他們迷失於黑潻潻的原野，最後仇虎中槍死去，而金子離開了；

《北京人》：
曾文清一生不能離開自己的處境，更借吸食鴉片來逃避，苦了為他守著這空間的愫方，他走了，又回來了，愫方心傷透，決定跟年青的瑞貞離開。

離開還是留下，是這幾個戲劇中人處境的母題(motif)，曹禺悲哀他筆下的人物，但亦不一廂情愿地讓他們成功地走出因局，走出苦悶。周萍開槍自殺、陳白露服安眠藥自殺、曾文清走了又回來，後來吞鴉片自殺，他們最後是離開了，但他們並不是解脫，並非走去外面的世界，而是陷落到更深沈的夜。太陽出來了，但是太陽不是他們的。

當然，曹禺亦著力塑造渴望走向光明的人：周沖、方達生、仇虎、金子、瑞貞、愫方，他們雖然有不幸死去的，有自我犧牲而死的，但成功離去，往往是整個戲收結的意象。曹禺後來說瑞貞、愫方是去延安的，而在那個時代，受共產主義影響的青年人都以「?金鋪路的地方」來暗喻共產主義社會，所以，曹禺是帶著對新社會的憧憬去寫自己熟悉的苦悶的舊世界。

從人物形象塑造來看，他寫周萍、繁�禳B周樸園比周沖好，寫陳白露比方達生好，愫方、曾文清比瑞貞好，大概可以明白他的生命感覺本位，以及悲憫的投向。

曹禺的「原始」生命，是屬於中國由舊到新的時代。那是一個衰敗破落的環境，但亦出現了新的因素。「太陽出來了，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他對陳白露這對白極有共鳴；從創作來看，這對白亦概括憧憬新社會的他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景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