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尺度，只有國際和亞洲兩個維度：面對外國遊客，出售「去地方化」的泛亞洲風情，以為搞個港式茶座、拆走衛生不佳的棚屋，就可以為亞洲國際都會加添一個趣緻景點，但官員卻沒有兼顧本土的尺度，思考如何保育社群，令大澳有一個活潑的社區生活，大澳民風，才是價值所在；本土風情，不是那些青靚白淨但無血色的旅遊景點可以取代的。

「國際都會」如果不保育地方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勢將成為一個毫無性格的城市。所謂保育，並非把鹹魚和蝦膏框入博物館，或收入旅遊小賣店，而是令地方特色在社區生活中發揮意義，讓社區中人可以具體活出傳統。

亞洲國際都會，如果欠缺本土元素，就十分弔詭地失去國際競爭力。反過來，國際與本土兼備，卻能更有活力地邁向亞洲國際都會的目標。

大澳其實有豐厚的本土資源。大澳本土人積極展示大澳歷史，他們不是政策的阻力而應是政策的助力。人類學家廖迪生、張兆和，參與觀摩大澳二士年，將多年研究心得，出版《大澳》一書，把大澳歷史娓娓道來，有力地指出，大澳生態與文化的可貴，是它們仍然在生活現場之中不斷被使用，居民欣賞和懷緬大澳風情，應與政府爭奪詮釋大澳文化意義的權利。

大澳案例，一方面說明大澳人的社區自覺，另一方面說明政府在本土問題上保守又笨拙。

公民參與社區規劃，是文化權利而不是阻慢發展的絆腳石；吸納民間力量，是發展活潑社區成功因素；民間訴求不應被邊緣化為抗議示成的噪音。城市規劃，如西九、灣仔、維港，不單是強政勵治之下的官商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