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親節的當天（二00六年），十一歲的女兒寫了一封信給已離世六年的母親：

「媽媽，我已很久沒有見你了。我真的很渴望能見你一面，只是一面，不是在相片中見你。我差不多已忘掉你的聲音，我也害怕終有一日也忘記你的樣貌。」

對於女兒的渴望與害怕，我流出眼淚來。不是因為她至小就失去母親，而是因為她失去她的歷史。回憶可以是甜蜜，也可以是傷感，但有回憶的人總比失去回憶的人好，不但因為他可以選擇如何解釋他的回憶，更因為回憶就塑造他的歷史。但對於失去回憶的人來說，歷史的空白是生命的遺憾。

要填補這遺憾可以透過歷史重構，讓他的過去可以重現。事實上，歷史重構比起當事人的回憶可能更全面和更客觀，但建構的歷史只屬於外在歷史，不能替代由回憶而產生的歷史。只有內在歷史才使人感受到自己的身分，而這並非任何外在歷史可以給予的。又或許，相片，甚至錄影帶可以幫助人認識他的歷史，但如女兒說，「我真的很渴望能見你一面，只是一面，不是在相片中見你。」回憶不可以製造出來，只可以從真實接觸中發生。但當過去不可重演時，失去回憶者只可以接受他的遺憾。

女兒的經歷讓我聯想八九年民運、天安門母親和六月四日在維園的燭光晚會。有人選擇以「忘記六四，迎接未來」的態度來看六四；有人選擇以「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的態度來參與六四晚會。無論以那一種態度來看六四，他們仍存在對昔日的回憶，他們的歷史並沒有一刻的空白。然而，有些人卻沒有這選擇的自由，因為他們沒有這段回憶。或許，有人認為他們是最幸福的人，因為他們不需與歷史糾纏。但當他們有親朋因六四受著不公道的對待時，他們歷史的空白卻是他們的遺憾，因為他們沒有選擇不受六四影響，但卻沒有與六四接觸而產生的那份感受。

歷史不可能重覆，但若那些曾見證歷史的人不放下對下一代責任的話，沒有經歷六四的年輕一代仍可以對六四一事有某程度的體會。六月四日在維園的燭光晚會正是我們向下一代見證這悲劇，向仍在哭泣的天安門母親一份惦記和為被種種形式扣禁的人伸冤。因此，我選擇參與維園晚會去回憶。在那天，我將會與曾為此忿怒和痛哭的人肩並肩，塑造新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