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秉權為香港演藝學院人文學科系主任)

對很多人來說，中國近百年內最重要的劇作家非曹禺莫屬。但對張秉權來說，戲劇發展既是社會的縮影，就難單以一位劇作家來代表中國百年狀況，因為這段時期的國情委實複雜。在他心目中，田漢與老舍同樣具代表性，曹禺則與他倆同列最重要的三位中國劇作家。

曹禺為中國劇壇帶來的震撼，是他在劇場中尖銳地揭示不同背景和際遇的女性所受的壓抑，並在尋找出路時的崎嶇狀況，最後，卻敵不過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枷鎖。二十來歲的曹禺即可寫出舊社會對一群人帶來悲慘命運的現實，除了是他的天分與努力外，亦是他對受壓抑者的那份關懷和敏銳的情感特質，才會事半功倍。

曹禺的「女性」氣質

張秉權博士在研讀中也留下這種印象。張秉權認為曹禺的作品扣人心弦，筆下的女性角色特別細膩、成功，故香港話劇團上演的《萬家之寶》節選了愫方、金花、白露的角色，並非偶然。即使是具爭議性的劇作《王昭君》，最動人的不一定是主角而是劇中的另一些女性，如孫美人。從曹禺的經歷與作品看來，張博士形容曹禺帶有一種女性被壓抑、受控制的氣質。

「曹禺能夠進入女性的世界，細膩描述女性面對男性霸權主義下如何尋找自己的出路。雖然易卜生、關漢卿也描寫女性，以筆下的女性來反照男性的不足，但易卜生、關漢卿的憤怒，令我忘記了他們有女性氣質的印象，而曹禺的幾齣劇及他的遭遇，令我感到他的氣質偏向女性的被動氣質。」

張秉權解釋，很多人(包括曹禺的朋友)曾批評四九年後的曹禺太順從黨的意思，而曹禺在晚年回望過人歷程時，也遺憾的表示在解放後過於順從政府的意見，以致沒有好的作品出現。事實上，有些同期的作家選擇忠於自己的創作而被批鬥、被逼害；不管是左派或右派作家，也熬過了一段苦日子，然而曹禺的晚年因著他屈從政治的要求而得到較好的對待，跟老舍的遭遇實是天壤之別了。

「歷史使然，曹禺從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劇作版本也有不同，有些版本少兩句，有些則多兩句，但都是他自選的。這是屈從政治而修改的，但我絕不是看不起他，我們現在的環境跟他那時的壓力很不同，我們是不能說風涼話的。」這正是曹禺給人留下屈從的女性氣質的背景。

「曹禺的生命也是一個時代的劇本，反映出受壓抑者的心路歷程。」英雄式的反抗或許更為直接，委曲求全往往需要很大的掙扎。

曹禺的壓抑者心路歷程

「《王昭君》屬於遵命文學，是周恩來吩咐曹禺寫個民族融和的劇本。可能大家都感到可惜，但曹禺在《王昭君》中仍有一個孫美人，說自小入宮，期望能見皇帝一面，但最後瘋癲了，只活在她自己的夢想中。這令人想到曹禺是否有弦外之音，把自己的生活與情緒寄托在孫美人的角色中，說一個空有理想的人錯置在一個時代裡是如何失落。」

張秉權甚至以「曹禺是個女性」來形容曹禺。但這並非存有任何貶意，只是那個年代的女性，正處於一個新舊社會的夾縫，大多數女性仍被逼順從於舊社會的價值觀念；那種屈從、退讓的性格，同時映照在曹禺的經歷中。老舍留下的印象是激昂的，相對而言，曹禺則帶著委婉味道。事實上曹禺年輕時曾在天津粉墨登場，擔演的正是反串的角色──娜拉。

一般人看戲或會留意到性別/gender的問題，卻不曾留意到這種特質已成為作者的人生哲學。「創作人不能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太重，需要放下成規、道德教條、歷史包袱、藝術上的執著，否則難以進入筆下的角色。這不是說要認同那些異於社會價值的行為，但藝術創作不是道德教化的工具，並非直截了當的下道德判斷就能發揮真善美的功能。」要從藝術呈現真善美，張博士認為就是讓人擺脫自我中心的態度，從他者的角度考慮，以致能體諒他者，就如一個成熟的人應有的胸懷。「例如寫一個殺人的故事，創作人必須進入兇手的心理狀態，體會他的動機和必須殺人的理由，才能寫出一個故事。寫一個叛國者、妓女、通姦者的故事也一樣。」

十八、十九世紀有很多小說描寫女人不安於室，正因為作者能進入角色，體會和同情女性在該個年代找不到解放的機會，通姦成了唯一的反抗出路。例如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作者能體會一位中產階級的女性活在何等的痛苦處境，才可仔細描述包法利夫人的心路歷程。「能夠令讀者同聲一哭，再引發自省，才是藝術發揮善、美功能的表現。」

「曹禺的好作品，同樣發揮這樣的功能。《雷雨》的繁漪與周朴圓寫得特別好。曹禺對人性的敏感，對受損害、遭侮辱的女性的關懷，某程度上說他『是個女人』，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他也同樣受損害、遭侮辱，屈從於時代中，表現出該個年代作為文人所面對的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