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對IDEA「國際戲劇／劇場與教育聯盟第六屆世界會議」帶來的一個「跨文化」的思考。

中國成語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曾有人指出，香港引以為榮的公務員制度中的精英梯隊─—「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的訓練，曾得益不少於當年由英國外交部所發出的 Foreign & Commonwealth telegram(FCO) ，即「外交部及英聯邦電報」。尤其是與政經、保安有關的政務官（當然要達某些級數），都需要言簡意賅地，每天在某指定時間之前，對世界大事作出評論，上繳「功課」，再由港督作出總結及修改，統一向英國外交部匯報。這些FCO電報發出之後，全英國及其聯邦國家的官員都會閱到，並可以互相參詳討論。這樣的「跨政治」的吸收和參與，豈不是一種絕佳的訓練？香港在九七之後，英國外交部的FCO電報沒理由再會收到，加上港人越來越「北望神州」，英語水平下降（但母語教學失敗！），社會上下逐步損失一個跨文化和以中西文化交流為標榜的社會優勢。

或者，我們會追問，香港真的一向是一個跨文化、東西匯粹的社會嗎？這些，實在應該請教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學者。單以筆者較為熟識的舞台劇界而言，如果我們認同戲劇應該來自生活、反映生活、批評生活，那麼，以主流劇場（包括翻譯經典）、娛樂掛師的香港舞台劇實際上並不反映現實，因為每年百來二百齣的舞台劇與本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抵壘」不多。再者，雙語的，甚至兩文三語的戲劇在香港都是發展不足的。

說到本港舞台劇的語言問題，香港話劇團前任藝術總監楊世彭博士為了發展港外市場而致力製作「普通話版本」的演出。最近，毛俊輝先生更帶領該團在北京演出粵語版的《新傾城之戀》，打破了語言的隔膜。早年進念二十面體的作品為西方人士所識，其實拜他們劇場非語言性的優勢。英諺有云：A picture speaks a thousand words（千言萬語在畫中）。現代劇場先鋒者均認為需要擺脫語言的桎梏，讓影像直接訴諸觀者的潛意識或心靈。這對於香港許多「喝電視奶水」或者「追尋電腦遊戲反射快感」長大的數代人來說，相信肯定是有難度的！

筆者在是次IDEA當中的一項任務，是用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香港戲劇工程」的基地，在中大校園內協助《渡CROSSING》一劇的排練和製作。這製作由三個部份組成：第一部「天外天劇場」內有二十一名本港中學生參與，製作目的是希望這些年青人可以透過戲劇，認識到自已生活圈子以外的事物，亦同時省察內心，發掘自己的心靈；第二部「青春國際交響曲」的參加者來自全球五大洲，他們參加的先決條件，是必須事前有與不同國家或文化背景的人有交流合作的經驗；第三部的《CROSSING – Nomad’s Land》（《渡—流浪者之家》）是由印度的醒覺劇團和法國的青年劇團合演，由法國青年劇團原創，是以整個演出也此為名。

《渡CROSSING》在中大邵逸夫堂三周的準備中，充份體現了跨文化合作的精神，同時也顯露了一些問題。觀察所得之一，年青一代的溝通實在不會存有問題；集訓之初，當三部份的人員都報到後，我們一批導師和組織人員要開一個製作會議，幾十分鐘後會議結束，當我們步回大堂的時候，老遠已聽到哄起的歡笑聲，原來三個部份總共五十多個的年青人已經打成一片，在進行劇場遊戲了！觀察所得之二，是世界各地的年青人實在都面對相近的生活或成長的問題。第二部份《青春國際交響曲》的二十五名參加者，來自貧富懸殊不同的五大洲國家，但是，他們同樣要應付由教育、待業、歧視、媒體、墮胎等等的問題，不論國家貧富，這些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他們。

在整個工作坊和排練的過程中，筆者也實在的察覺到由語言、文化和貧富差異帶來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很大，都可以透過接觸、溝通和協作來解決，尤其在年青人身上。不過，筆者倒也觀察到香港人對外來文化的抗拒和犬儒。細節無需在此一一披露，只望香港對外門戶維持開放，多作跨文化交流。這樣，我們就可以相互了解，與世界同步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