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群從來就是個「開放的」劇團。我這�堳�的，不單是工作成員的流動不居，更重要的，是我們從來都把對世界、國家與社會的高度關注，納入自己的演出劇目選擇中。換句話說，自三十多年前立社至今，致群一直堅持把演戲視為回應社會與時代，並跟觀眾積極對話的事業。

毫不例外，《對決》也是這樣的一個戲。有意思的是，這是劇社和編劇袁立勳繼十年前的《起航，討海號﹗》後的第二次合作。更有意思的是，這兩個作品都跟日本有關 —— 《起航》演的是保衛釣魚台運動，那當然是糾纏至今的和日本的爭議焦點之一；至於《對決》呢，它表面上是有關一個香港男人和兩個女人的恩恩怨怨，以及祖父孫三代的隔膜與溝通，然而，我猜想不必很細心的觀眾，都會看到，這個戲更想接觸的，是在這些恩怨、隔膜和溝通背後的更深遠的東西。

是的，中、日這兩個鄰邦早有兩千年以上的交流史。這是兩國長遠而燦爛的傳統中不可能忽略的一頁。我數年前為編寫《陽光站長》劇本，特意和太太淑蕙，以及飾演林徽音的羅靜雯到山西尋找資料，其實更為了取得梁思成夫婦1937年發現佛光寺時的真實感覺。難以忘懷的是，我們在親見佛光寺，尤其梁、林當時還未能發現的南禪寺的時候，著實為寺院的木結構與簡潔明淨的美所震懾﹗多麼強烈的日本風啊﹗心底�塈畯抭ㄢo麼感歎。而我們其實也同時知道，這絕不是什麼「日本風」，這是中國不少佛寺已經遺失了、而卻在異國保留的中土寺院的本來風格。「禮失求諸野」，這是又一鮮活的證明。當然，為什麼這樣的美今天在日本易得而在中原難覓？正如為什麼英文叫做china 的瓷器，要在日本才易尋得精緻的製品？這都是叫人感喟而值得思考的問題。從這些角度看，我們倒是應該真誠地感謝日本國民的，他們為屬於東方的美學，提供了在喧囂浮躁的現代社會可以保留並發揚光大的示例，足供我們認真參考，好好學習。

當然，更可惜的是，自十九世紀末以還這百多年，是中日兩國外交關係的較低潮的時候。甲午戰爭、二十一條件、九一八事變、以至七十年前的七月，「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八年的中日全面戰爭，這一頁一頁充滿血淚的歷史我們怎能忘記？「事變」或許是偶然，但是歷史軌跡自有它的總趨勢，因此，我們自認為不純從「民族主義」角度看問題的香港知識分子，才會對日本少數不肯承認事實的死硬派那麼反感。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過去的一本本賬若然必須由下一代以至未來更年輕的日本朋友來承擔，又似乎不那麼必要。人總要輕裝上路。通往未來的長途不應給過去的包袱絆住。因此，中日之間的恩恩怨怨，既已糾纏不清了超過百年，我們又怎能期待能夠在短期間解決？最後，除了要倚靠大智慧之外，更實際的，或許是要建立一顆兼有「寬」與「耐」的心。

能寬才能和，能耐才能遠。戲�堶捧穔M有face to face 的「對決」，而我們期待的，或許更是heart to heart 的「對話」。而這種heart to heart對話，透過戲劇，又似乎是蠻合適的，因為，heart to heart的演員之間的、不同設計與製作部門之間的，以至舞台上下之間的交流，正是戲劇賴以成立的本質條件。